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众多的课题中有一个子课题，那就是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玉文化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八千余年的历史，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物质载体，也被认为是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追溯玉文化的来龙去脉对于阐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意义重大。 而中华玉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境内分布有丰富的玉石资源，仅《山海经》中记载玉的产地便达259处之多。自新石器时代至今，辽宁岫岩、新疆和田、河南南阳和陕西蓝田作为中国玉料的四大主要产地，一直被广泛利用。那么，哪种玉是最早被利用的玉，哪种玉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日，这一子课题有了阶段性成果——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玉器的来源主要是岫岩玉，岫岩玉对中华玉文化具有奠基之功！ 问题的提出：这些玉器用的是哪里的玉料？ “已有的考古和研究成果表明，东北地区是中国玉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出土玉器最早的地方，位于内蒙古的兴隆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在这里发现了十多件用玉器制作的工具和装饰品，也就是说在距今8000年左右，这里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辨识和加工透闪石玉的技术。在这里出土的精美的玉，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玉耳饰，对东北亚地区玉文化圈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 随着上世纪80年代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风格的红山玉器，标志着中华玉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距今五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则不仅玉器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显示有手工业分化的迹象，而且形成了独特的用玉制度，玉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有了礼制的雏形，从而奠定了西辽河流域在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河南安阳发掘了商代的妇好墓。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从它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玉器。玉器中的几件玉勾形器，加工精致，当时和同墓中的其他玉器一样被定为商代玉器而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直到红山文化玉勾形器的出土，人们才恍然大悟，妇好墓中的玉勾形器原来是红山文化的遗物。也就是说，商代的王公贵族已经开始收藏红山文化的玉器，这些玉器从红山文化时期传到商代，已足足流传了两千多年。 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周诸侯封国虢国的虢公长父墓，也出土了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了的玉猪龙和玉玦。 从2005年4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韩城市梁带村发掘了3座春秋早期的芮国墓葬，其中M26的墓主人身份较高，该墓主随身佩带和随葬的玉器有500余件，是这3座墓中陪葬玉器最多的一座。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棺内墓主人近左肩处发现的一件形体较大的玉猪龙。玉猪龙高13.6厘米，宽11厘米，厚4厘米，中心孔径3厘米，颈部孔径1.1厘米，为青绿玉质，全器因受沁绝大部分呈褐红色和灰白色。但在穿孔背颈处仍部分保留着原始岫岩玉的色泽。 凌家滩文化略早于良渚文化，与红山文化时代相当，相距千余公里，但考古学家张敬国在凌家滩同样发现了玉猪，经检测为透闪石标准软玉。 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最典型的三种玉器是勾云形器、箍形器和玉猪龙，常见于高等级墓葬。勾云形器造型独特、体型较大、数量多、多位于死者胸部，是红山文化最独特的玉器；箍形器为斜口无底桶形器，加工痕迹和磨损明显，类似于某些红山陶器；而见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猪龙更具代表性。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的中华C型黄玉龙和碧玉龙是国宝级的文物，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龙”，也是红山玉器中工艺最精湛的代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的教授邓聪是玉文化研究子课题的负责人，他通过对比研究认为，从颜色的选择来看，这两条龙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玉传统中的黄绿色一脉相承，这是中国及东亚玉器中最受推崇的颜色。两条龙经过专家鉴定，可以确定是岫岩玉中的透闪石软玉，而且是透闪石玉中的河磨玉，“玉龙出岫”的结论成以成立。近日，来自北京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和10余位专家、学者在“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对于岫岩玉的最新考古成果——岫岩玉是中国最早利用的玉种，在汉代新疆和田玉广泛利用之前的四千年，岫岩玉一直是中国玉文化的主要载体。 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者，通过20多年对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得出结论，红山文化中一般的玉器63%是岫岩的透闪石软玉，而重要的玉器又以透闪石玉中的河磨玉为主。这类玉质较纯，有以红褐色为主的皮壳，还保留有原岩面。河磨玉为玉石中的精华，是自然界的杰作，以此来制作重要玉器也体现了红山人的玉观念。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洪承担了《岫岩玉开发利用历史与可持续发展》课题，先后考察了辽宁、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河南等省出土玉器的遗址，对相关的玉器标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测量，包括微量元素、同位素的成分分析，结果证明，岫岩玉开发利用的历史可早自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用透闪石玉制作的玉器在工艺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而在红山文化时期，岫岩玉的开发利用更是达到了高峰。在此之后伴随着人群的迁徙、环境的变迁，文化的融合，在东北地区之外的地区也出现了用岫岩玉制作的大量玉器。 北京大学王时麒教授对于岫岩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他指出岫岩玉包括蛇纹石玉和透闪石玉两种，前者是人们常说的岫玉，属于玉质硬度相对较低的玉石，而后者也就是所谓的“软玉”，具有与新疆和田玉一样优良的品质。岫岩玉中的透闪石玉不仅开发利用早，而且延续时间比较长，传播的地区和范围也波及整个中国东部广大地区。他所领导的课题组通过大量标本对比分析，判定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的大批精美玉器，主要为岫岩透闪石，有力地说明岫岩玉堪称“中华第一玉”，是中华玉文化的开路先锋。调查还表明岫岩玉传播范围北达黑龙江，西到内蒙东南，向南到河北、山西、河南、渤海群岛，以致长江下游乃至更远的地方。 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玉文化依然繁荣。商周玉器众多，继承了良渚、凌家滩、红山等史前玉文化传统。卢兆荫教授曾经主持挖掘过满城汉墓，他认为满城汉墓所出土的玉器属于典型的西汉中期玉器，但墓中与丧葬有关的部分用玉，经鉴定是来自岫岩地区。文献记载中对于岫岩玉的记载并不多。但在《尔雅?释地》载：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晋郭璞对其注释为：“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珣玗琪，玉属。” “医无闾”这个地名指的应该就是岫岩地区。岫岩地区产玉有着悠久的历史，周代时，中国一直有越玉、华夏玉和夷玉三种分类。中华玉文化的起源是多源的，主要的源头则包括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而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玉器应当都属于夷玉的范畴，因此岫岩玉在中国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是“玉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取玉艰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山，千人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至。从汉代开始的丝绸之路，应该先有一条玉石之路，而在汉代的玉石之路之前，在岫岩已经有一条贯通东北和内陆的玉石之路。岫岩玉的利用至少比新疆和田玉早四千多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牟永抗认为，和田玉与中国史前用玉及观念形态的形成缺乏明确的关系，而岫岩玉中既有属于美石的蛇纹石，又有属于闪石玉的老玉，还有非常珍贵的河磨玉，自然成为史前东亚大地最灿烂的一束阳光。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邱立诚介绍说，在广东海丰县田墘出土的两件新石器时代玉琮，其玉质被证实也为岫岩透闪石玉，泛淡黄绿色。南岭未见玉矿及史前制作场，而玉器出土于滨海区，极有可能是岫岩玉南下。 邓聪教授估计，中国在新石器时代从北至黑龙江、南抵长江沿海数千公里范围，都有可能使用了一些岫岩软玉。最少在距今7000——8000年， 中国北部已经形成早期软玉玉器流通网络的雏形。也就是说，岫岩玉比新疆和田玉至少早四千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但岫岩玉在史书中的记载相对较少，而从汉朝开始，国人对于玉石的鉴赏，是以和田羊脂白玉为最佳，不过历史上最早崇尚的是黄玉，黄绿的颜色，如早春刚刚泛青的柳叶，是象征春天的颜色。 早在兴隆洼文化时，玉器就不再是普通的工具或佩饰，而是被赋予了特定的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了象征性意义，这也是玉文化成立的必需条件。 夏鼐先生晚年完成并发表了两篇玉文化研究杰作，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中国最为源远流长。 在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有制玉的传统，其延续时间将近4000年，在它的鼎盛期，玉器文明一度非常发达，玛雅文明中的玉面具相比较于中国同时期的古代玉器，无论是造型能力还是制作工艺都毫不逊色。遗憾的是，随着玛雅文明的消亡，中美洲的制玉传统也随之中断了。新西兰的毛利族人，同样有着久远的制玉历史，但奇怪的是，它的玉器制品似乎始终停留在装饰品的层面上。 而中国的玉文化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1、久远性：有近万年的历史；2、普遍性：包括台湾（卑南文化）在内中华大地普遍流行；3、连续性：兴隆洼文化开始玦流行至今；4、人文性：体现儒家人文精神；5、兼容性：不同民族共享。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玉器加工技术一直领先世界，玉器艺术植根国人心灵。多次改朝换代和变革，中华民族难免伤筋断骨，但玉器根深命长，玉文化血脉犹存。中国曾被称为“丝绸之国”、“瓷器之国”，其实最确切的名称就是“玉之国”。 |
